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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位置:首頁 >> 文博論壇 《多維視角下的紅山文化研究:第九屆紅山文化高峰論壇述要》  
 
 于建設  滕海鍵

(赤峰學院 紅山文化研究院 內蒙古 赤峰 024001

2014812、13日,由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廳、文物局、博物院、赤峰市人民政府、赤峰學院主辦,赤峰學院紅山文化研究院、遼寧師范大學紅山文化與中華文明協同創新中心承辦的第九屆紅山文化高峰論壇在赤峰市舉行,來自內蒙古自治區考古所和博物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大學、韓國航空大學、遼寧大學、遼寧師范大學、曲阜師范大學、朝陽師專和赤峰學院等高等院校及赤峰地區部分旗縣區文博機構相關學者60余人參加了研討會。會議從多維視角對紅山文化展開深入研討,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紅山文化玉器研究

玉器是紅山文化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題,這次會議討論玉器的文章最多。

遼寧大學華玉冰教授以“紅山玉璧寓意管窺”為題做了報告,認為:紅山玉璧形態具有濃郁的特點,與其它區域史前文化玉璧的形態、用途不同。在紅山文化系統的早期文化中找不到玉璧的直接原型,它也并非受同期或早期其它文化系統的影響。紅山文化玉璧多非正圓形,且有數量不等的系戴穿孔,這與其用途息息相關,其早期形態可能是興隆洼文化的蚌飾。以玉璧作為通神工具在紅山文化中流行的時間較短。紅山文化晚期早中段開始出現玉璧,晚段以后,璧類器物開始衰落,其通神與權威功能通過其它環形玉器得以延續。

遼寧省博物館孫力先生的報告題目為“紅山文化馬蹄形玉箍摭談”,他認為“馬蹄形玉箍”或“斜口筒形器”是眾多紅山文化玉器中最具特色的一大類,從其選料、制作到奇特的造型為今人嘆為觀止。關于其功能,目前學界仍存有較大分歧,有人推測為束發器,有人認為是祭祀的通天器,還有人認為是占卜吉兇的神器,等等。他從制造工藝、器形結構及考古學驗證等幾個方面,對馬蹄形玉箍進行了綜合探討,并結合模擬實驗,推斷其功能應為代表身份的“王冠”。

山西考古所薛新明研究員以“山西芮城清涼寺史前墓地出土玉石器”為題介紹了山西芮城清涼寺墓地出土的玉石器,認為它們不是當地文化傳統的延續,應是引進了其它區域的一些理念,結合本地具體情況而形成的一種新制度。清涼寺墓地代表著中原地區廟底溝二期到龍山時期玉石器工業的起步與發展歷程,以隨葬器物的方式顯示墓主人生前地位,財富的觀念已深入人心,禮器、生活用品及特殊寓意的珍寶,只要是墓主人生前擁有的重器,都必須放入墓葬之中,這成為葬俗中十分重要的內容之一。在史前時期的禮制形成與發展歷程中,以清涼寺墓地為代表的中原核心地區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承載著深厚的文化內涵。

中國社會科學院葉舒憲先生提出:紅山文化玉器不是作為美術的裝飾品而是作為宗教信仰的法器而生產和使用的。要讀懂這批玉器的文化蘊涵,需要先回溯80005000年前神話思維時代先民的精神世界,確認史前人類對玉石的崇拜和玉雕形象造型的觀念初衷?,F代性知識體系以科學無神論為絕對基礎和條件,其教育結果使得大部分知識人缺乏進入神話信仰想象世界的可能門徑。僅靠邏輯三段論和科學檢測方法都不能推導出紅山文化時代玉器的生產動機及心理效果。比較有效的解讀方法需要借助于世界史前學、比較神話學和民族考古學的知識,嘗試還原五千年前的初民信仰世界。目前的興隆洼和紅山文化玉器研究大致遵循的是學科本位主義,認知考古學的思路和比較神話的視角相對欠缺,這在一定程度上預示著未來可能的突破方向。西遼河地區是目前所知的玉石神話信仰(玉教)在史前中國的主要發源地。聚焦興隆洼文化和紅山文化玉器的學術努力,就可以逐步邁向文化整合方向,從力求重建當時人類的信仰和世界觀入手,獲得器物文化、觀念文化和經濟行為相互作用的全局性把握。興隆洼文化和紅山文化的玉器生產具有文化大傳統的原型意義。需要從理論上追問的諸如玉文化的大傳統是如何異地輾轉和頑強延續下來的,其異地傳播的宗教信仰原因和物質原因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等問題(報告題目為“紅山文化玉器的神話信仰研究”)。

韓國航空大學禹實夏教授提出:在紅山文化遺址中曾發現了各種形態的玉璧,學界根據其外形差異而將其命名為圓形玉璧、方形玉璧、雙連玉璧、三連玉璧等。一般來說,在紅山文化時期人們的觀念體系中,用圓(=天)、方(=地)、角(=人)來比喻天(=天上世界),地(=地下世界)、人(=人間世界)。圓形玉璧象征下級薩滿教徒溝通天上世界的天神與薩滿教徒的‘通天儀器=通天神儀器’。方形玉璧象征與地下世界的地神和死者的靈魂溝通的下級薩滿的“通地儀器=通地神儀器”。由此推斷,未來有可能發掘出角型玉璧(=通人儀器=通人神儀器=通祖神儀器)(演講題目為“關于紅山文化各種玉璧象征意義的研究”)。

遼寧省博物館栗榮賀指出:玉器制作是一項復雜的勞動,因此它不可能離開機械,即便是簡單的機械。古代的機械裝置有一定的傳承性,我們推測史前的機械裝置不能脫離金屬裝置逐漸替代石質裝置的思維??梢酝茢?,史前石質裝置的功能應與而后出現的金屬裝置功能相同。換言之,找到具有與金屬功能相同的石器是了解史前機械裝置的途徑之一。阜新查海遺址出土了一批特殊石器,究明這些石器的功能,采用以石質裝置模擬金屬裝置的思路去研究不失為一種方法。他以查海出土石器為例,通過實驗考古學進行模擬驗證,來具體探討史前玉器制造技術(“史前制玉機械初探——以查海出土石器的實驗考古為例”)。

中國林業出版社黃華強將C形玉龍與現實動物形象進行對照,從全身、龍首外形、梭形眼、下頜部網狀紋、額頭部網狀紋、脊飾六個方面分析,推測C形玉龍的造型是以未成年鱷的身體、以成年鱷的角狀物進行組合加工制成。內蒙古東部和遼寧西部在新石器時期可能有鱷存在。新石器時代晚期C形玉龍在造型為鱷并非個例(報告題目為“賽沁塔拉C形玉龍的造型為鱷說)。

二、典型器與陶器紋飾研究

遼寧大學張星德教授認為筒形罐、缽、盆等主體器型形制變化不易掌握,缺乏疊壓、打破關系,分期結果只能把握文化的大致年代跨度,在文化的階段認識和文化期別的確定中往往實用性不強。在建立遼西區史前文化時空框架時,除類型學的應用外,還應重視共存關系及具有辨識意義的典型器物的發現。遼西史前文化的質變或階段性變化均受燕南或中原文化影響所導致。某些受南邊因素影響形成的器物,數量上雖不占絕對優勢,但普遍存在、與其它器型有共存關系,對辨識相對年代具有重要意義,應視為典型器。趙寶溝文化開始出現圈足器,這必定是來源于燕南的因素。所有指征都說明圈足器雖數量不大,卻是距今72006500年間這一時期時代性強、特征性明顯的遺存,在之前的興隆洼時代和之后的紅山時代均不見,可作為這一時代遼西的典型陶器。通過對遼西區陶器及與燕南文化的比較,紅山文化各期別的時代指征性器物也正在被辨認(“典型器與對遼西史前文化階段性變化的認識——以距今72006500為例”)。

赤峰學院紅山文化研究院馬海玉副研究員在考察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動物紋飾基礎上,總結其演變經歷了:紋飾由寫實-抽象-圖案;器型由筒形罐--鼓腹罐、豆、缽;由原始性-祭祀性-生活化的演化過程。動物形紋飾從寫實到抽象當是人類認識自然從“畏”到“敬”的過程;而小河沿文化動物形紋飾圖案化似乎表明人類對自然逐步由“畏敬”走向“和諧”。趙寶溝文化高度抽象化動物紋飾的主體應為蛇,或許這就是遼西地區最早的龍的化身。小河沿文化符號化了的動物形紋飾,在之后的世界許多地區可見,遼西地區可能是它們的起源地之一(“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動物形紋飾及圖案分析”)。

內蒙古師范大學大鴻德學院歷史文化研究所吳甲才研究員采用分層分段式方法,解析新發現的紅山文化彩陶紋飾,認為把整合直觀的古人繪制陶器上的紋飾分解開,再整合在一起,與同期的巖刻等遺存比較研究,可以發現彩繪紋飾某些內涵之所在,通過幾件典型陶器的分析案例,來揭示陶器紋樣的奧秘(“用分層分段式揭示新發現紅山文化時期彩陶紋飾的秘密”)。

三、人形造(塑)像與原始宗教研究

遼寧師范大學田廣林教授指出:紅山文化遺存中發現的坐姿人形造像,已有數十例之多。這些人形造像,從材質上說,有泥塑、陶塑、石刻、玉雕;從表現手法上說,主要為圓雕,也有線刻;從形體姿態上說,可分為盤腿坐像、高腳坐像和跪坐踞坐像三類,其中盤腿坐像、高腳坐像均為神像,且為正神,跪坐踞坐像當為儺的靈物像。由此,我們認識到,由祭祀到禮制,由巫者到王者,由部落到國家,應該就是中國文明起源的遼西模式。此外,有必要對當年朱子所討論的中國古代傳統跪禮、坐禮和拜禮進行重新檢討。同時,對于傳統的中西交通知識體系,也應予以重新改寫(報告題目為“紅山文化人形坐像研究”)。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研究所索秀芬研究員通過考察燕山南北地區發現紅山文化各類人塑像,總結了紅山文化人塑像的一些特點:多出土在祭祀遺址,多數形體較大,少數形體較小,制作精細,與宗教祭祀有關。材質多樣,以陶質數量最多,其次為泥質,再次為石質,最少為玉質。大小不等。姿態各異,大多為全身塑像,少數為半身塑像,還有為數不多的人面塑像。表現手法多樣。紅山文化的人塑像絕大多數為裸體,反映出紅山文化先民以裸體為美的審美觀念。人塑像有祖先、天神(農神)、生育女神、巫師、巫術替身、護身符、中國“維納斯”、說唱造型、舞蹈造型等多種形象,體現了紅山文化的先民們宗教信仰和審美,以及娛樂、生育等多方面的精神生活(“紅山文化人塑像”)。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王仁湘先生用比較方法對鸮進行了分類,提出了鸮經歷了全鸮形到鸮面形再到鸮目形這樣一個過程,認為正是在新石器時代人類基于太陽崇拜、鳥崇拜的大的時代背景下產生了鸮。甲骨文中的“商”字其實為鸮目構成。紅山人崇拜鸮,商人也崇拜鸮,這可能為探究商的起源尋找到一個新的切入點。有很多研究商代和考古的學者都在思考商人是哪來的,其中一種觀點認為從東北過去的(“先秦藝術中的鸮形主題——由紅山文化玉器說起”)。

遼寧師范大學徐昭峰副教授指出:紅山文化宗教遺存的普遍發現表明當時宗教的普遍性和普及性。紅山文化宗教祭祀遺存的物化形式可略分三類:第一類是壇、廟、冢類或其中的任意組合,第二類是神像類,第三類是具有通天功能的玉器或法器。其時,凌駕于普通民眾之上的巫覡管理集團已經出現。紅山文化晚期形成了金字塔般的神權管理體系。他還分析了原始宗教系統與紅山文化興衰的關系。認為紅山文化神權管理體系的高度發展,是這一區域文明化進程的一個重要標志,成為一度引領中華文明發展的一個方向,但最終也成為導致紅山文化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試論紅山文化的原始宗教系統”)。

赤峰學院紅山文化研究院邵國田副研究員介紹了赤峰地區巖畫的分布概況和分類,經初步研究認為:赤峰地區新石器時代巖畫中,無邊框或有邊框無花邊的當是巫神面或神獸面;而有邊框且有花邊的當為神巫的面具。神巫面具作為巖畫的主體內容之一,說明史前原始宗教信仰的專一化,這與考古發現的法器類面具的發展相一致。神巫面具巖畫集中分布于一條巖畫的幾個點,說明這些地點應是史前先民宗教信仰的中心區(“試析赤峰地區巖畫中的神巫面具”)。

赤峰學院歷史文化學院楊福瑞教授認為紅山文化的圖騰崇拜、女神崇拜、天地祖先崇拜,及其以天地祖先崇拜為基礎的巫覡祭祀等宗教活動在紅山文化中晚期的歷史發展中各自或互相地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都處在原始宗教發展的鼎盛階段,構成了紅山文化原始宗教的信仰體系的核心內容。表現五千多年前紅山先民宗教意識之濃烈,巫風之興盛。大規模的公眾崇拜和神靈信仰反映了紅山文化較為復雜的原始宗教形態(“試論紅山文化原始宗教信仰體系”)。

四、植物考古與經濟形態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趙志軍先生基于在赤峰地區多年的植物考古研究,提出了該地旱作農田起源和發展的幾個階段:赤峰地區旱作農業的起源大概是在距今一萬年前后,這是旱作農業的孕育時期,這個時期出現了小米的栽培。第二個時期以興隆溝遺址為代表,通過浮選發現了早期小米遺存,年代距今7650年。興隆洼文化的生業形態,應以采集狩獵為主,農業經濟在當時居輔助地位。第三個時期始于距今六千年,紅山文化的生業形態確實還不清楚,有必要去尋找更充足的考古證據。紅山文化時期西遼河流域由于生態環境的變化,當地環境可能出現顯著變化,促使紅山文化的生業形態向兩個不同方向發展,一部分轉向農耕,一部分開始向畜牧發展,這有待進一步探討。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是C龍都出土在北部地區,即西拉沐淪河流域,而豬龍大部分都出土在南邊老哈河流域。這是不是有一定的關聯,值得研究。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赤峰地區出現了一個農業發展的小高潮,但種植的農作物非常單一,僅限于谷子和糜子這兩種小米。浮選結果發現,夏家店上層文化經濟形態沒有顯著變化。他指出:赤峰地區的旱作農業傳統源遠流長,從萬年開始直到現在幾乎沒有中斷過。另外,旱作農業一直不斷發展和變化,總有它自己獨特的特性,與中原地區有很大的不同(“赤峰地區古代農業的形成和發展——自小河西文化至明清時期”)。

赤峰學院歷史文化學院孫永剛副教授選取哈民忙哈遺址為個案,講到經過科學的取樣和系統地浮選,在哈民忙哈遺址中獲得的炭化植物遺骸中,包括可能種植的粟、黍和大麻等旱作農作物,采集的藜、大籽蒿以及蕤核等可食用的野生植物遺存。通過對哈民忙哈遺址浮選出土的植物遺存以及出土魚類、動物骨骼進行綜合分析,認為哈民忙哈先民的經濟結構的主體仍然是采集和漁獵,農業經濟是當時人類生存資源的重要補充(“哈民忙哈經濟形態”)。

遼寧師范大學梁景欣認為:已有考古材料表明,小河西文化時期,遼西地區已有排列有序、規劃整齊的定居村落;當時居民使用的生產工具除了一應俱全的鋤、刀、斧、錛、臼、杵之外,還常見用于谷物加工的磨盤和磨棒;豐富的陶質筒形罐和常見的石質容器揭示出石質容器與陶質容器并用,構成當時社會主要生活用具的組合特征;墓葬中狗骨的發現,似乎表明家畜飼養業也已經出現。種種跡象表明,最初的農業因素已經在小河西文化社會發生。因此,遼海地區的農業起源應該上溯到小河西文化時期(“小河西文化經濟形態淺議”)。

五、紅山文化與其它文化的關系及文化交流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易華研究員在報告中提及童恩正《試論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一文,指出最近三十年考古學研究取得了巨大進步,有必要重新研究上古東北與西南的文化聯系和人類遷徒。認為介于東北與西南之間的西北地區起了樞紐作用:青銅游牧文化來自西方,分別向東北和西南傳播,形成了人字型文化傳播帶。他試圖從陶器、石器、金屬、動物、植物、墓葬形式等方面探討上古東北與西北之文化聯系和影響,并從人類遷徙和地理環境角度進行闡釋(“上古中國東北與西北的文化互動”)。

大連文物考古研究所張翠敏研究員認為“哈民忙哈文化”以凸字形房址和糙面麻點紋、方格紋筒形罐和小口鼓腹雙耳壺最具有特色。壓印之字紋筒形罐、小口鼓腹雙耳壺、斜口器、彩陶、玉器等與紅山文化晚期的同類器物相似,因此哈民文化以本地土著文化特征為主,同時深受紅山文化影響。但哈民文化又與紅山文化的房址和墓葬區別甚大。哈民文化是紅山文化近鄰一個具有典型地方特征的文化,并非紅山文化一個類型(“論哈民文化及其與紅山文化的關系”)。

遼寧大學歷史學院祝乘風副教授介紹了日本及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巴紋。巴紋是日本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符號,在日本的祭祀活動、建筑裝飾和生產生活中隨處可以看到。巴紋還存在于朝鮮半島、中國、中亞、印度、北非、歐洲??梢詮挠瘾i、C型龍、勾玉、太極圖看到與巴紋的血緣關系。由此,聯想到從顧頡剛開始的對于鳥夷文化的研究,大致可以勾勒出紅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等鳥夷文化的發展路徑和分布情況。從巴紋入手進而考察巴紋分布地區,發現還有很多相似的文化符號,如鳥圖騰、龍圖騰、太陽崇拜等。應可以認定這些就是鳥夷文化符號的基本特征。借助文化符號來研究上古歷史文化是一條捷徑,鳥夷文化符號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對鳥夷文化的了解,從而有利于紅山文化的比較研究(“文化符號視角與紅山文化研究——以“巴紋”為中心”)。

六、其它諸多相關論題

赤峰學院紅山文化研究院于建設教授以推進和深化對紅山文化的整理研究為主旨,提出了幾點考慮。首先,借鑒中國思想史的最新成果,運用李澤厚先生提出的“中國文化根本傳統是逐步脫魅化的巫史傳統,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傳統始終沒有消解”的論斷,重新審視紅山文化,運用“一個社會,兩個傳統”的理論,想必會推動紅山文化研究進入新的境界。其次,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從先秦文獻中尋找解讀紅山文化的關鍵材料。第三、拓展全球化的視野,在人類文明進程中比較紅山文化的價值。第四、吸收先進的科學方法,使紅山文化學的創建工程更加嚴密、更加系統。第五,大型聚落址的發掘、解剖,將是今后紅山考古的主攻目標(“紅山文化研究擬突破的幾個結點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朱乃成先生就如何認識紅山文明玉器、玉龍、紅山文明、紅山文明在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中的重要地位等諸問題談了自己的一些認識和看法。他認為紅山文明的玉器與紅山文化的玉器概念是兩回事。距今5300年前后直到5000年以內是紅山文明玉器的年代。紅山文化的玉器發展與當時盛行的宗教信仰有關聯。紅山文明促進了紅山文明玉器的發展。談了C形龍不是紅山文化玉器的根據。認為紅山文明年代目前有考古學證據支持的以牛河梁上層積石冢為代表,大概在公元前3360年到公元前2920年之間這個范圍內。紅山文明的特征可歸納為:以農業經濟發展為基礎,盛行祖先崇拜、自然崇拜,以宗教信仰活動作為社會的凝聚力,有祀無戎,沒有掠奪性的戰爭行為,自生自滅,最重要的特征是一人獨尊。這些特征表明距今5000年前后,在遼西地區形成的紅山文明很特殊。其社會經濟不發達,社會財富積累很有限,但社會等級卻表現的十分清晰。紅山文明是在原始宗教信仰活動充分發展的基礎上形成的,并且以發展宗教信仰活動為主要特色,由此形成了以上這些紅山文明的特殊現象(報告題目為“紅山文明及其對認識中國文明起源的重要意義”)。

山西考古所田建文研究員值張忠培先生八十華誕之年,介紹了張先生對紅山文化的認識。1983年在遼寧朝陽、喀左召開的“東山嘴遺址座談會”上,張先生就東山嘴遺址表現出來的宗教問題做了發言,主要有兩點:認為在相當長歷史時期,那些肩負宗教職能的人往往在當時社會中有較高智能。專用于祭祀的東山嘴建筑群址的存在,標志著它所屬的紅山文化已達到相當高的發展水平。“宗教具有保守的特點。我們不能僅根據宗教信仰中所表述的情景,簡單地說明當時的社會制度。”談到張先生一貫堅持從時、空、遺存、人這四維的比較進行考古學研究,對紅山文化進行梳理和解釋也是如此。提及201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的《中國遠古時代》,增加了張先生的《仰韶時代——史前社會的繁榮與向文明時代的轉變》作為附錄一。在“考古學文化及其演化”,“走向文明門檻:社會組織的演變”,“信仰、宗教的變化及巫師權貴的出現”中,對紅山文化諸多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有很高的指導價值(“張忠培先生的紅山觀”)。

遼寧師范大學田野博士在對小河西文化、興隆洼文化遺存中的早期石構遺跡進行全面疏理基礎上,就遼西地區史前石構遺存的起源、早期發展和影響等問題進行了探討。西遼河流域是我國史前石構遺存密集分布的中心區域。小河西文化時期是本區史前石構遺存起源時期。小河西文化的石構灶,是目前中國境內所見史前遺存中出現時代最早的石構遺存,具有獨立起源的文化發生學意義。興隆洼文化是本區早期石構遺存獲得初步發展時期,此間的石構遺跡,除在本區土著文化傳統上繼續普遍被利用為上層分子和殷實人家居室中的灶外,還在當時社會精神層面的宗教禮儀生活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白音長汗遺址和洪格力圖遺址興隆洼文化積石冢的發現表明,當時生存于西拉木倫河流域的社會少數重要成員死后,往往都被奉安在附近山頭頂部。興隆洼文化積石冢,應是紅山文化積石冢的直接文化淵源。查海遺址發現的大型龍形石塑的位置居于整個環壕聚落遺址正中的中心廣場,分布在龍形石塑南部的十座墓葬和兩座祭祀坑也都位于中心廣場之內。這十座被安置在聚落中心位置的墓葬絕非一般社會成員的普通墓葬,而應是某些生前為社群做出重要貢獻、死后被奉為神靈的特殊人物的墓葬。查海龍形石塑與后世帝王皆以真龍天子自居,皆在城中的宗廟祭祖的傳統禮俗,也應有某種內在的文化淵源關系(“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早期石構遺存研究”)

朝陽師專朱成杰先生講到:據我國古代文獻記載,古有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傳說,一般認為伏羲時代施行《連山》易,黃帝時代施行《歸藏》易?!稓w藏》易的特點是重視坤卦,坤為地、屬陰,故《歸藏》易是一種貴坤崇陰、重視大地和母性的易學。史前考古文化中有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特征性器物與黃帝行《歸藏》易崇陰貴坤的傳說相吻合,牛河梁遺址晚期遺存是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與當地原生的以龍紋為特征的紅山諸文化碰撞融合而產生的文明火花。牛河梁遺址廟、壇、冢從宏觀設計、局部布局、器物造型等各方面都反映出成熟的崇陰貴坤的《歸藏》易特征,表現出與黃帝易學傳說具有強烈的對應關聯(“牛河梁遺址的易學架構與黃帝《歸藏》易傳說”)。

承德文物局于艷玲副研究員指出:燕北紅山文化地區,即如今承德,赤峰和朝陽及所轄地區,正處于中原與北方文化的交匯地帶,自古就處于一個共同的文化圈之中。承德地區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有多處重要發現。在灤河老哈河流域,發現紅山文化遺存7處。在陰河流域,發現含有興隆洼文化因素的遺存。灤平金溝屯遺址出土的之字形筒形罐,劃紋碗,壺等。特別是出土了具有紅山文化特征的男女青石偶像6件。興隆楊樹屯出土了青石雕裸體女像。這些與內蒙巴林右旗白音汗那斯臺紅山文化遺址出現的器物極其相似,可以說是承德地區紅山文化的藝術珍品。在圍場下伙房紅山文化墓中出土的玉環,玉豬龍與凌源牛河梁紅山文化石墓出土的器型完全一致。平泉發現的石頭城,圍場的富河文化遺存也是具有燕北紅山文化性質的重要發掘。單從出土器物看,老哈河、灤河下游所發現遺存,屬遼西紅山文化類型。而灤河,潮白河上游處于跨長城地區,出土器物體現出紅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交錯的特征。承德灤河與陰河流域出土的以大型粗石斧,亞腰石鋤,和之字紋陶罐為代表的富河文化遺存,與紅山文化是否具有傳承關系尚需研究(“承德地區紅山文化遺存及特點”)。

上海市美國問題研究所倪建平研究員演講的主要內容是:加強中華文化與全球化進程的良性互動是我們思考“紅山文化”整合與創新的基本點。建設民族文化強市更需要考慮如何借助于對外文化傳播在全球化的進程中表達自己民族的歷史,塑造民族的形象,闡釋民族的意義;建設民族文化強市也正是要通過對外文化傳播來努力促使本國以及本市獲得國際社會的積極認同,進而塑造美譽的國家形象和城市形象。本文通過跨文化傳播的視角來探討不斷走向深入的全球化背景下,加強紅山文化的對外傳播對精心打造直接推動赤峰經濟發展的獨家草原文化品牌,以及對豐富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構想的重要內涵。要在國際社會更有效地塑造“民族文化強市”的良好形象,進一步提升赤峰市的文化軟實力,就要多層次、多維度地拓展紅山文化對外傳播的渠道,進一步增強對外文化傳播的影響力,從而推進實現“絲綢之路文化產業帶”各地、各國家的互利共贏和繁榮發展,增進中外不同民族之間的理解和團結,進而塑造赤峰良好的城市形象和美譽的中國形象(“試論紅山文化對外傳播與赤峰城市形象的提升”)。

 

 

 

                            于建設、滕海鍵系赤峰學院紅山文化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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