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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山文化彩陶識賞

 

王仁湘

 

紅山文化的發現,最吸引人之處,是它的祭壇與玉器。紅山文化中也發現有一些精致的彩陶,只是由于數量不多的原因,不大為人們關注。黃河與長江兩大流域發現豐富的史前彩陶,都有了較為充分的研究,相比之下對紅山文化彩陶的研究還不夠深入。

紅山文化彩陶有自己的特點,與中原及鄰近地區也有交流,需要進行深入研究,探索它的內涵,追尋它的源流,這對于了解史前不同區域之間的文化聯系,也是一個很好的認知途徑。

    一、發現

紅山文化彩陶較多發現于西遼河地區,赤峰紅山后、蜘蛛山和西水泉遺址都有出土,其他還有敖漢旗興隆溝和三道灣子、巴林左旗南楊家營子、遼寧凌源縣牛河梁(圖1和三官甸子城子山、阜新胡頭溝遺址等也有一些發現。

紅山文化彩陶一般都出土于墓葬中,居址中也有一些發現。由墓葬中的發現分析,所見彩陶有的是專用的墓葬用器,不是日用器皿。如大量見到的高筒形器,有時并列排放在墓室周圍,它們應當不是作為容器使用的(圖2、3。

更多的彩陶,應當是日用器皿,當然也許與一般日用陶器還存在區別。由于大規模發掘的遺址較少,對紅山居民日常生活使用的彩陶還不能獲得更多認識,不過肯定有些精美的彩陶有的原本也是用于日常生活的,當然不會為一般居民所擁有。

二、特點

紅山文化彩陶特點鮮明,多是在細泥紅陶上以黑彩繪出紋飾,敷彩面一般較大,要占到陶器表面的大半位置。也有的砂陶上繪彩,紋飾相應顯得粗獷。彩陶器形主要有缽、碗、盆、罐和壺等,還有一種筒形器也很有特色。

就紋飾而言,紅山文化彩陶基本都是幾何形,沒有象生類,紋飾以菱格紋、鉤旋紋和疊弧紋最有特色。還有并行斜線紋和平行豎線紋等,也有并列的細長三角紋(圖4,這幾類紋飾排列密集,可以統歸為條狀類紋飾。

以直線和弧線為圖案基本元素,紋飾樸實簡潔,構圖對稱均衡;講究色塊對比,采用襯托手法表現紋飾互映效果。其中如菱格紋的黑彩與陶器表面的紅地形成對比,黑紅相間,色塊整齊,對比強烈,有如棋盤一般(圖5。

還有整齊的疊弧紋,粗壯的弧線重重疊疊從陶器口沿下平行垂下,瀟灑飄蕩,形如疊帳密密匝匝(圖6。

又如鉤旋紋亦是以黑彩襯紅地,環環相扣,層層相疊,圖案給人以很強的沖擊力。鉤旋紋又分單鉤和雙鉤兩種,排列都非常整齊,很有韻感(圖7。

另有一種主要裝飾在筒形器上的寬帶紋也很有特色,黑彩寬帶多層橫向平行,紋飾雖然簡潔,但卻顯得很有氣勢(圖8。

此外還有一種傘蓋狀的圖案,將陶罐上部畫出傘狀圖案,有如荷葉形蓋子,很有裝飾意味(圖9。

還見到一種類似花瓣紋,與仰韶文化表現出有一定的聯系,不過發現的數量有限(圖10。

紅山彩陶中許多器物都是一器繪一種紋飾,成行成排,羅列有序。有時也見到兩種紋樣同繪一器,對比強烈,相得益彰。

紅山文化彩陶有不少大型器,常在陶器上腹繪出多層排列的紋飾,橫向為二方連續結構,再由縱向擴展為四方連續結構,氣勢比較大,具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

三、典型紋飾

紅山文化彩陶雖然特點鮮明,但感覺彩陶似乎是突然出現的,因為在西遼河流域的前紅山文化中,沒有發現更早的彩陶。這樣看來,紅山文化彩陶的出現,最有可能是周邊文化影響的結果。例如彩陶中的寬帶紋,應當與南邊仰韶文化的影響有關。旋紋是紅山文化居民特別重視的一種紋飾,除了在彩陶上大量描繪,還用刻畫的方式將它裝飾在陶器上,阜新胡頭溝遺址就出土了這樣的陶片。這種雙旋紋可能是廟底溝文化影響的結果,不過整體風格有了一些改變,與廟底溝文化的雙旋紋區別明顯。

史前文化之間的傳播與影響是相互的、雙向的,紅山文化彩陶有可能對仰韶文化產生過一定影響,如在河南陜縣廟底溝遺址曾出土一片鉤旋紋彩陶,紋樣風格與仰韶文化彩陶區別明顯,類似彩陶在仰韶文化遺址很少發現,但它卻是紅山文化彩陶流行的圖案,可能是直接由紅山文化引入的題材。

下面從菱形紋、鉤旋紋、雙旋紋和絞索紋幾種紋飾,梳理紅山文化彩陶的源流及與其他文化的關系。

   (一)菱形紋

紅山文化彩陶上的菱形紋,過去不大受關注,一些研究者甚至只當作三角紋描述。其實它是由雙色直邊三角建構的菱形紋,一色是繪上的黑彩,一色是器表的紅色,雙色三角交錯構成菱形,圖案黑紅對比鮮明,呈二方或四方連續方式排列。這種菱形紋一般出現在筒形器上,有的繪制相當規整(圖5、11。

類似的菱形紋,在中原半坡和廟底溝文化彩陶上都有發現,數量也不算太少。黃河流域典型的菱形紋,是用三角形紋組合而成,這樣的三角都是直角三角,黑紅顛倒。拼合出來的菱形,在外圍還要用另外的黑紅三角襯托,構圖非常嚴密。這樣的菱形在構圖細微處也還有一些差別,可分為兩類,一類為構成菱形的四個三角緊密聯結,一類是上下兩對三角之間留有隔斷。在有的地點只見到其中一類菱形紋,有的地點兩類菱形紋都有。

以對稱的黑白(紅)三角形組成的菱形紋在半坡文化彩陶上就已經出現,在西安半坡、芮城東莊村和秦安大地灣都發現許多菱形紋彩陶。半坡時期的菱形紋也是由對稱的黑白(紅)三角組成,構圖已經非常成熟,有了幾種定型的形態。廟底溝文化中的菱形紋完全承襲了半坡文化的構圖,幾乎沒有什么改變,改變的只是在菱形之間添加了新元素的隔斷(圖12。

不論在半坡文化還是在廟底溝文化中,彩陶上都見到這種精彩的菱形紋,菱形的構圖與色塊的組織也都相似,藝術表現手法一脈相承,表明它們應當具有同一的來源。當然這種繼承也并非是一成不變,廟底溝文化彩陶的菱形紋顯得更為豐滿,紋飾單元之間常常添加有另外紋飾組成的隔斷,看起來顯得更加多姿多色。

紅山文化的菱形紋,顯然與中原地區的同類紋飾存在密切的聯系,應當是后者傳播的結果。稍有不同的是,紅山文化對這種紋飾又有新的表現,因為筒形器上有了更多的空間,原本是二方連續的構圖變成了四方連續式,使得紋飾組合有了更強的視覺沖擊力(圖13。

值得注意的是,在內蒙古涼城王墓山坡下遺址發現了菱形紋彩陶,菱形紋繪在直口缽上,也是黑紅三角對稱的構圖,沒有什么附加紋飾,與中原地區所見相同,接近廟底溝文化風格。涼城這一帶正處于中原與遼西的中間地帶,恰恰發揮了文化傳播的接力作用(圖14。

   (二)雙旋紋

紅山文化彩陶最重要的代表性紋飾是旋紋,旋紋亦是地紋彩陶,以黑彩襯紅地,環環相扣,層層相疊,圖案給人以很強的沖擊力。旋紋又分單旋和雙旋兩種,排列都非常整齊,很有韻律感。雙旋紋分為大小兩式,即繁簡兩式,都沒有繪出明顯的旋心。大雙旋紋常是單獨構成多行的二方連續圖案,小雙旋紋一般是與其他紋飾配合使用。凌原牛河梁出土的兩件蓋罐,都繪著三行雙旋紋,構圖非常嚴謹(圖15、16。

在很多新石器文化中都見到了旋紋彩陶,以廟底溝文化中發現的最多,構圖也最為典型。彩陶上的旋紋一般是以未涂色處為主要構圖的陰紋形式出現,中心部分也就是紋飾結構的主體,都是一種相同的旋紋。陽紋的勾葉、弧邊三角及不規則的弧邊形,都無一例外是襯底圖形。它們襯托出來的陰紋,有圓形的旋心,有曲回的旋臂,構圖謹嚴縝密。過去研究者認為這類圖案的組合沒有固定的章法,甚至無法將它分割為獨立的單元,如果采用反視陰紋的方法,這個問題就完全不存在了,我們會發現它的章法不僅十分的嚴謹,而且紋飾清麗秀美異常。雙旋紋中最典型的是單體雙旋紋,以單體形式組成二方連續圖案,也沒有附加的元素,是一種基本的形式(圖17。

這類單體雙旋紋雖然也排列成二方連續式,但單體紋飾之間并不連接。到后廟底溝文化時期,雙旋紋構圖有了明確改變,左右雙旋通過旋臂連接為一體,左雙旋的下旋臂成了右雙旋的上旋臂,不分彼此。秦安大地灣遺址四期文化彩陶見有多例這類雙旋紋,其中就包括一部分過去被認作“鳥紋”的旋紋(圖18。

同是雙旋紋,紅山文化與廟底溝文化雙旋紋區別比較明顯,與后廟底溝文化雙旋紋比較接近,區別只在前者的雙旋主體呈扁形,而后者的呈圓形。這兩類雙旋之間有明確的親緣關系,只是哪個文化起了主導作用還不很清楚。而且紅山文化的雙旋紋常見多重排列形式,畫面顯得更為壯觀。

  (三)鉤旋紋

鉤旋紋是紅山文化彩陶最富有特征的紋飾之一,也是一種獨有的紋飾。紅山文化彩陶中除見到與廟底溝文化大致相同的旋紋,也有一些表現有自身特點的旋紋,在內蒙古赤峰紅山后等遺址發現一種重行排列的卷勾樣紋飾,有的研究者稱之為“三角勾連渦紋”,或者稱為鉤旋紋(圖7、19,其實它應當是一種旋紋,是不同于雙旋紋的單旋紋,只有一個旋臂。我們要采用陰紋方式反視這些圖案,它們實際上是非常嚴謹的單旋紋,三角和彎鉤狀陽紋都是襯底紋飾。

這種圖案呈現規整的二方連續結構形式,常常以重行排列的方式出現,有時平行排列多達6行。

 

   (四)絞索紋

紅山文化彩陶中還有我們過去沒太注意的一種元素,這就是絞索紋。在赤峰博物館展示的紅山文化彩陶,有一件三環足缽形器,不論器形或紋飾,都是以往未見到過的新品(圖20。在敖漢旗博物館還展示有另一件類似的三環足彩陶,雖然紋飾不同,但卻證明這樣的器形并不是孤例。另外敖漢旗博物館還陳列有一件深腹大陶甕,下腹刻畫著絞索紋,表明絞索紋在紅山文化中的發現也不是孤例。

絞索紋彩陶在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中有較多發現,它是大溪文化彩陶的主流紋飾(圖21。要說它與紅山文化彩陶有什么直接聯系,可能過于牽強,不過我們在中間環節上還是找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線索。

在黃河上游地區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四期文化中,出土了若干件絞索紋彩陶。大地灣彩陶絞索紋不般不與其他紋飾組合出現,有雙股并絞,更多的是四股并絞,有正絞,也有反絞,方向不一(圖22。黃河下游地區的大汶口文化,也有絞索紋彩陶發現。最標準的一件絞索紋彩陶出自山東泰安大汶口遺址,一件小型陶缽上繪四股并絞的折線形絞索紋,非常接近大溪文化風格。大汶口文化還有一例絞索紋彩陶是在江蘇墩縣大墩子遺址發現的,主體紋樣為折線雙股并絞的絞索紋,但上下還有附加重疊的絞索紋,構圖比一般絞索紋要繁復。

更重要的是,有一組屬于廟底溝文化的絞索紋彩陶很值得關注。這組器物的器形和紋飾都比較特別,它們原本并不歸屬于廟底溝文化。這組器物共5件,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一件,繪絞索紋與花瓣紋組合紋飾,絞索紋為雙線型,絞索結較大。陜縣廟底溝遺址一件,繪平行斜線與絞索紋組合紋飾,絞索紋為折線形雙線型。汝州中山寨遺址一件,繪花瓣紋與絞索紋組合紋飾,絞索紋為弧線形雙線型。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一件,繪平行斜線、三角與絞索紋組合紋飾,絞索紋為弧線形雙線型。陜西華陰西關堡一件,器形非常完整,敞口斜壁矮圈足,腹壁繪花瓣紋、平行斜線、三角與絞索紋組合紋飾,絞索紋為折線形雙線型(圖23。

將以上5例彩陶放在一起,雖然只是西關堡一件為完整的豆,其他4例殘損過甚,但明顯屬于同一類器形,都是折腹直壁矮圈足豆,折腹處起突棱。這類豆形器在廟底溝文化中十分少見,像是外來品,來自兩湖地區的可能性較大。所繪絞索紋全是雙股并絞,風格比較一致。與絞索紋組合的紋飾在兩湖多見,但四瓣式花瓣紋又是明顯的廟底溝風格,應當是大溪人仿廟底溝文化彩陶紋飾結合本地特色制作的產品,似乎不大可能是廟底溝人自己的作品。

中原地區自然也見到仿制的絞索紋彩陶,鄭州大河村遺址就發現有數例。其中有三例屬于“仰韶二期文化”,與廟底溝文化年代相當,絞索紋全繪為折線形雙線型,單元紋飾較小。還有一例年代略晚,繪弧線形三線型絞索紋,繪工較為草率。

由于紅山文化的絞索紋彩陶很少,可以初步判斷這類紋飾的創制者不是紅山人。

四、紋飾含義

從彩陶規范的表達模式看,我們對許多紋樣一定包含著特定的信息深信不疑。流行的紋飾一定有它固定的象征意義,它是史前人抽象出來的觀念符號。對于彩陶紋飾含義的研究,許多研究者都進行過的嘗試,雖然這種嘗試很難取得確定的結論,但這樣的努力對于深入探討史前人的精神生活總會有所收益。

雖然紅山文化中的彩陶無論是數量還是紋樣的種類都不算太多,系統的研究也并沒有跟進,但研究者對一些流行紋樣象征意義的研究,卻是有了急切的探討。由于紅山文化盛行龍崇拜,出土了許多玉龍標本,有的研究者便希望能在彩陶中找到龍的身影。于是彩陶中的疊弧紋被認作是龍麟紋,這樣的彩陶也就成了紅山人奉行龍崇拜的又一個證據(圖24。有的學者認為,多見于斂口罐和筒形器上的疊弧紋是龍麟紋,在紅山及其他遺址的彩陶上還有龍身紋,這種龍身紋與陶寺龍盤所見完全相同,后者源于前者的發展脈絡清楚。

不能否認,疊弧紋確實有麟片的形狀特征,但作為一種紋飾,它的來源并不清楚,在玉龍身上也沒有見到相似的圖案,還需要等待新出土相關資料印證。再者,紅山文化龍的原型,據研究是豬的可能性較大,或許豬龍本是不會有麟片的。那與陶寺龍盤接近被認為是龍身的紋飾,更有可能是菱格紋的變體,不一定就是表現的龍的身子。

從彩陶筒形器看,它是一種無底的特型器物,不是一般的日常生活使用的容器,它往往出土于大型墓葬中。一些研究者都認為,紅山文化的類似彩陶可能是專用的祭器。如果是祭器,它上面的紋飾不會不具有特別的含義。如果將紅山文化鉤旋紋(勾連花卉紋)籠統歸入旋紋看待,可知紅山文化居民對這種旋紋特別重視。類似旋紋式地紋彩陶在仰韶和大汶口文化中發現較多,應是一種特別的象征,它的真實含義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一當某類紋飾在一定范圍流行,就應當是它的象征意義被認同的結果,所以彩陶的象征意義是不能忽略的。

 

五、紅山文化彩陶的來源與去向

紅山文化中的彩陶似乎是突然出現的,因為在西遼河流域的前紅山文化中,沒有發現更原始的彩陶資料。如果是突然出現的,它最有可能是周邊文化影響的結果。但是由紅山文化彩陶中的主流紋飾看,在南邊的仰韶和大汶口文化中都找不到源頭,這似乎說明紅山文化彩陶又表現有相對獨立發展的特點。

紅山文化彩陶特點突出,它一開始就顯得比較成熟,它的來源不明。雖然與其他文化沒有明顯聯系,但也不是一點聯系也看不出來。

由紅山文化彩陶中的菱形紋、旋紋、絞索紋這三元素分析,可知紅山文化與中土新石器文化有明確交流。交流是互動的,由具有特色的變形旋紋可以看到紅山文化彩陶元素也可能有過輸出。彩陶元素的交流,是藝術交流,也是信仰互滲,是文化認同與趨同的表現。

在東部遼東半島地區的大連長海郭家村等遺址出土一批彩陶,從紋飾上看就有與紅山文化類似的彩陶(圖25,它們都有以鉤連弧邊三角作襯底的旋紋彩陶。這種紋飾的源頭也許可以追溯到大汶口文化,在江蘇邳縣大墩子就出土了不止一件的旋紋彩陶鼎(圖26,紋樣構圖與大連的發現完全相同。從這種紋樣的彩陶可以看出不同文化之間存在的聯系,但無論是在紅山文化還是在大汶口文化中發現都不是太多,不是主流紋飾,所以究竟是誰影響誰還沒有最終的判斷。如果再往前溯,仰韶文化的廟底溝時期也有類似彩陶圖案發現,也算不上主流紋飾。

西部河套地區阿善文化或海生不浪文化的發現,證實了仰韶文化北上向那里的擴張。河套地區不僅發現了與半坡和廟底溝文化相當的遺存,也發現了典型仰韶文化的彩陶。在大量彩陶中見到一些與紅山文化有關聯的紋樣(圖27,如鉤旋紋和疊弧紋等。自然我們一時還不能明白紅山文化彩陶是否受到河套地區彩陶的影響,但它們之間的聯系卻是明確存在的。

文化之間的傳播與影響應當是相互的,是雙向的。值得注意的是,紅山文化彩陶有可能對仰韶文化產生過一定影響。在河南陜縣廟底溝遺址曾出土一片鉤旋紋彩陶(圖28,紋樣風格與仰韶文化彩陶區別明顯,類似彩陶在仰韶遺址再無發現,但它卻是紅山文化彩陶大量見到的圖案,我們有理由說廟底溝遺址的這片彩陶與紅山文化有關,而且有可能是直接由紅山文化傳入的原創彩陶。

紅山文化彩陶的去向,最有可能的是后續的小河沿文化。小河沿文化也發現有較豐富的彩陶,其中以內蒙古翁牛特旗石棚山墓地的資料最為豐富。1977年發掘的石棚山墓地,隨葬品中包括有大量彩陶,不僅細泥紅陶上繪彩,在部分灰陶和夾砂陶上也有彩繪圖案。彩陶多為缽形器,使用或紅或黑的單彩繪制圖案,紋樣多正倒相間的三角和半圓形,使用平行豎線或斜線作間隔。其中平行的斜線和直線與紅山文化彩陶多少有些聯系,但全然不見紅山文化典型的鉤旋紋與菱格紋。有研究者認為這些彩陶與黃河中游的后崗一期文化聯系更為緊密,但因兩者年代差距較大,無法進行對比研究。

紅山文化的彩陶有鮮明的特點,它有獨立發展的一面,也部分接受了周邊文化的影響或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鄰近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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